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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联动”意识立“协助”理念
发布时间:2019-11-12 10:12 星期三
来源:法制日报--法制网

□ 邱星美 (中国政法大学)

法院强制执行经常需要其他司法机关、行政机关、有关组织或机构予以协助,此即涉及一个问题,即行使强制执行权的法院与其他司法机关、行政机关、有关组织之间是何种关系。近年来我国人民法院为解决“执行难”,为提高强制执行效率,先后与十几个行政部门,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签署了多份“联动”执行文件。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还集中与其他司法机关、部级行政机关十几个单位签署了执行“联动”文件,发布了《关于建立和完善执行联动机制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便法院在强制执行中,实施查询、扣押、冻结、强制过户等执行措施时,得到这些行政机关的帮助。然而,人民法院与这些机关、机构之间的“联动”是何种法律关系值得研究。

笔者认为应当是法律上的“协助”关系而非“联动”,即法院履行强制执行职责,需要通过国家公权力机关查询、扣押、冻结,强制扣划、过户被执行人的责任财产,需要查找被执行人所有信息,这些公权力机关对法院的关系应当是协助履行义务或职责的法律关系。“联动”所体现的是一种经过其同意方给予帮助的平等互助关系,难以体现协助义务或职责的性质。

人民法院行使强制执行权具有双重目的,微观而言是为申请执行人实现债权,宏观而言是维护社会法律秩序。在法治框架下,法院以外的司法机关,政府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等负有协助法院强制执行的义务。

笔者认为国外的理念与立法值得借鉴。例如法国,根据其民事诉讼法,法律文书需要法院强制执行时,要加盖执行令印。根据其强制执行法学,加盖执行令印是赋予该文书以执行力的形式,“它等于是国家元首向社会公共力量发出的执行命令或者协助执行的命令。”法院加盖的执行令为:“法兰西共和国,以法国人民之名义,兹通告并命令任何司法执达员依此令将本判决付诸执行,命令所有的大审法院的共和国检察官给予协助,命令所有的公共力量指挥人员与官员在受到合法请求时给以有力支持。本判决由……签署,此令”。

关于司法执达员请求行政机关协助,例如当债务人拒绝开门执行时,司法执达员可运用强力,但必须通知初审法院的法官,或通知所在市镇的市长或市长助理,或通知警察局长。因为只有行政机关才能要求“开锁人员”强力打开执行场所的大门,行政机关有责任给予强有力的协助,就像执行令印中写明的那样。

若行政机关拒绝协助执行法院判决,将导致承担法律责任的后果。虽然没有明确的法律责任的法律规定,但有法国法院作出的一系列的判决支持。公共力量因无正当理由拒绝协助可能承担责任的,分为有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行政机关的责任通常以有严重过错为认定条件,法院适用非常严格。无过错责任应当更为严格,故这种情况很少。公共力量拒绝驱逐无根据而占用有关场所的承租人,申请执行的出租人可以要求赔偿其本来可以收取的租金。更为有力的是,在所有权人无法行使其收回出租财产的权利时,即使占用场所的人后来交付了租金,所有权人也可以要求行政机关予以补偿。

对于那些必须依赖行政机关的行为实现强制执行目的的情形,法国的这种理念与实践值得我们借鉴,特别是还可以判令无正当理由拒绝协助的行政机关承担赔偿、补偿责任,更值得我们注意。

关于对法院协助的法律规范,其他有强制执行法的国家和地区也有规定。

例如,《俄罗斯联邦执行程序法》第42条关于“司法警察——执行员与警察的相互关系”的规定:“司法警察——执行员在执行公务中遇到阻碍,或生命健康受到威胁时,警察应当在联邦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给予协助。”

《德国民事诉讼法》强制执行编第758条关于“搜查;使用武力”执行措施的规定:“执行员有权开启闭锁的房屋的门、房间的门以及储存物件处所的门。”“执行员在遇到抵抗时,有权使用武力,并且为此目的,可以向警察机关请求支援。”

《日本民事执行法》第6条关于“确保执行官等人执行职务”的规定第一款:“当执行官执行职务受到抵抗时,可以采取强制措施排除其抵抗,或者请求警察予以协助。”该法第18条关于“请求官厅等机关协助”的规定第一款:“当民事执行所必要时,可向官厅或公署,请求协助。”

我国台湾地区“家事事件法”第五编关于家事事件裁判“履行之确保及执行”,暨该法第186条关于“强制执行及协助”规定:“家事事件之强制执行,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准用强制执行法之规定,并得请求行政机关、社会福利机构协助执行。”其“强制执行法”第3条之1关于“遇有抗拒之处理”之第二、三款,不仅规定警察和有关机关应当予以协助,而且还确定这种协助为义务:“实施强制执行时,为防止抗拒或遇有其他必要之情形者,得请警察或有关机关协助。”“前项情形,警察或有关机关有协助之义务。”

我国《民事诉讼法》强制执行编中也有协助执行的规定,例如第249条第二款:“有关单位持有该项财物或者票证的,应当根据人民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转交,并由被执行人签收。”第251条规定:“在执行中,需要办理有关财产权证照转移手续的,人民法院可以向有关单位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有关单位必须办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中进一步确定了协助执行的义务,第485条规定:“人民法院有权查询被执行人的身份信息与财产信息,掌握相关信息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照协助执行通知书办理。”第489条规定:“拍卖评估需要对现场进行检查、勘验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被执行人、协助义务人予以配合。”而且,在执行事务中,有协助义务的单位拒绝协助的,人民法院以妨害民事诉讼法的行为予以罚款,甚至高额罚款的案件越来越多,执行的威慑力越来越强。但是,立法上与上述国家和地区的立法有几点不同:

第一,“有关单位”的协助执行规范未设置在执行编中具有总则性质的“一般规定”章中,而设在“执行措施”章中,这意味协助法院执行尚未上升至执行基本原则。笔者认为,行政机关、其他司法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各种组织协助法院履行强制执行行为的义务性规范,应当作为执行法律基本原则之一。日本请求警察协助执行官执行,请求官厅等机关协助执行的规定即设在其《民事执行法》“第一章总则”中,意义突出。我国台湾地区的警察及有关机关协助执行的义务也规定在其“强制执行法”总则中。台湾地区“家事事件法”中关于确保强制执行进行的,行政机关、社会福利机构协助执行的义务也规定在其“履行之确保及执行”编的“第一章通则”中。

第二,对法院有协助义务的主体,我国民诉法中未明确使用警察、社会公共力量、行政机关这些名称,未体现强制执行机关与其他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之间的协助义务关系,观念保守。

综上所述,笔者建议我国立法机关制定强制执行法时,首先,应当体现法院强制执行中需要协助执行时,无论是司法机关、行政机关还是其他组织均为协助法院的法律义务,而非平等主体之间的互助。其次,在立法上建议将协助法院执行为法律义务作为一项基本原则,设在强制执行总则编中。

责任编辑:莫亚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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